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法國面臨處理校園霸凌問題之困境

【國民教育】

今（2023）年法國中小學開學日隔天（9月5日），巴黎西郊普瓦西市（Poissy）傳出一名15歲中學生尼古拉（Nicolas）於家中自殺的新聞。尼古拉今年應至巴黎就讀高一，去年12月他仍在普瓦西就讀國中最後一年，當時曾多次遭同校學生霸凌，學校接獲通報後，曾在今年3、4月間陸續約談尼古拉的父母、參與霸凌學生及他們的家長。彼時尼古拉的父親亦前往當地派出所備案，但並未提告。其實早在5月13日，就發生過13歲少女琳賽（Lindsay）因不堪網路霸凌折磨而自殺的不幸事件，喚起全國對校園霸凌的關注，國民教育部也因此積極推動相關法案，並在8月16日正式函頒，表明對霸凌事件採取零容忍之立場。然而，9月16日，法國新聞台BFM-TV揭發了尼古拉國中所屬之凡爾賽學區於5月4日寄給尼古拉家長的一封信件內容，該學區法律部門在信中威脅尼古拉父母將反控其誣告。緊接著9月18日，一名位於巴黎東南郊阿爾福維爾市（Alfortville）的14歲國中生，因曾透過網路霸凌一位變性高中生，在上課期間遭警方前來逮捕。這一連串事件顯示了政府積極推動反校園霸凌的態度與學校實際情況之間的矛盾：校方難以察覺校內霸凌問題，甚至忽視其嚴重性，一旦採取行動，往往又讓本就複雜的情形變得更加棘手。實際上，法國學校在處理相關問題所遇到的困難主要有三：行政阻力、程序複雜以及資源不足。

行政機構阻礙

「部分是來自行政阻力。」大學教授兼反校園霸凌計畫（pHARe）的創始人之一貝隆（Jean-Pierre Bellon）直言不諱道。反校園霸凌計畫已在全法所有國中與60%的小學實行，今年開學起亦延伸至高中。這項新興但充滿壯志的計畫，預備在每間學校設置一個以5人為單位的資源團隊、訓練學生成為「反校園霸凌使者」，並讓所有中小學生每年接受10小時的社會心理必要能力養成教育。不過，貝隆也遺憾地指出，目前計畫的執行仍得依照不同學區的實際情況而調整，對他來說，法國對霸凌現象的重視程度還是落後了幾十年。

行政阻力也是不同機構各自為政的結果，而且成年人難以意識到問題的敏感性。「行政阻力讓我筋疲力盡，」2012至2015年間擔任教育部負責預防與打擊校園暴力部長級代表的校園暴力問題專家德巴爾畢尤（Eric Debarbieux）承認：「在教育部任職期間，我無權監督學校醫護與督學等部門，但有些事應該是可以一起做的，像是在法文課透過文本探討騷擾（harcèlement）一詞，比如閱讀都德（Alphone Daudet）1868年的自傳性小說《小東西》。」此外，當霸凌情形重大時，教育部往往也採防禦姿態，處理過此類案件的律師對上述凡爾賽學區的信件內容並不感驚訝。根據律師碧歐（Valérie Piau）的經驗，這類信件「很常見」，教育部門總是慣性地為其職員辯護，而不向受霸凌者的家人了解真正情形。另一位律師樂．佛耶．德．寇斯蒂（Louis le Foyer de Costil）也表示曾看過類似的攻擊性信件，以及受霸凌者家人向社會機構通報的內容，他補充說：「情況很快就陷入膠著，尤其是這些家庭不清楚內部作業程序，彼此又都持敵對態度。」

處理程序複雜且缺乏人力與時間

另一難題則是霸凌現象的複雜性，導致校方無法確定學生間的衝突從何時開始構成了霸凌條件。「有些家長和學生把任何情況都視作霸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國中校長指出：「有時在深入了解之後，才發現只是偶然的爭吵。」且教育部面對家長的要求，必然得花時間協調，並尊重雙方辯詞的版本，該位校長繼續道：「家長常常期待很快獲得回應，但我們不得不遵守程序，我們有責任確定霸凌事實，但這很不容易，因為通常是各說各話。若要向紀律委員會呈報，則需要確切資料和證據，這些也不好找，情況往往變得棘手。」更複雜的層面是，難以提前偵測霸凌跡象，因為被霸凌的學生出於羞恥和恐懼不願表達，其他目擊學生也怕被冠上「告密者」的頭銜也不敢聲張，結果就是「當霸凌跡象出現就為時已晚，家長總是等到孩子崩潰的那天才意識到傷害已經造成。」全國家長聯合委員會代表莫爾凡－杜博娃（Ghislaine Morvan-Dubois）嘆道。

對於國民教育體系教職員而言，最大的限制在於人力。「我們估計遭受校園霸凌的學生約佔全體的10%，想想若一所中學有700名學生，就有70件潛在的霸凌案件要處理，平均一週2件，」全國教師工會紀律委員會顧問代表兼校園生活輔導人員荷普（Laurence Hopp）計算並說道：「每處理一件案例，就得約談所有人，包括學生、教師、家長，還要確認事件範圍是否延伸至社群網路，並同時輔導霸凌和被霸凌的學生，不然無法解決問題...這些都要耗費大量時間。」

除了教師人數下降，近十年來，校醫人數也減少了20%，2023年全國的校醫數為900人，但得顧及1,200萬名中小學生；護理人員的型情則較穩定，全國約有7,700人，負責10,000所國高中和45,000所小學。此外，2010和2022年間，兒童精神科醫生的人數減少了34%，只有2,039名左右，國民教育部對此完全束手無策。就像律師樂．佛耶．德．寇斯蒂所言：「預約諮商心理師與兒童精神科醫生都需要好幾個月的時間，導致孩子們無法受到適當的追蹤，而且在缺少專業人士意見證明其身心受創的情況下，家長的舉報也缺乏論證支持。」

從第一線教職員口中得知，教職員經常調動的學校，發生校園暴力的機率更高，然而教職員其實需要時間處理這類問題。「我們這類專業教職人員應該掌握預防部署機制，接受足夠的訓練以組成多元專業的穩定團隊，」法國中南部克萊蒙－費朗市（Clermont-Ferrand）一所國中訓育人員哈呂伊（Olivier Raluy）強調：「我們不可能一夜之間培育出能立即反應的優良團隊。」在南法一所中學和12所小學駐點的學校護理人員卡莉亞（Sandie Cariat）也認為難題不在於發現霸凌現象，主要的問題是沒有時間處理，她負責的學生數高達3,800人，霸凌受害學生在首次向她陳述情況後若沒再回來，她也就沒時間再追蹤，直到演變成緊急情況，不免令人感到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