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教育】
大約15年前的法國，大眾對校園霸凌（harcèlement scolaire）概念還一無所知，當時人們更常談的是校園暴力（violence scolaire），例如「代罪羔羊」（bouc émissaire）的邏輯就是其中一種現象，即將其簡化成兩個孩童之間個人事件，而非集體現象，因此並未深入分析。
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自2017年至今連續擔任總統的期間，發生了多起校園霸凌受害青少年自殺事件－從2019年的艾娃兒（Evaëlle）至2023年的尼古拉（Nicolas），每次這些受害者的家屬都提到國民教育出了問題。校園霸凌在2019年正式列入法律中，2022年被明令為犯罪行為。2023年秋，時任國民教育部長阿塔爾（Gabriel Attal）更直接展現了個人行動：當年11月6日，全國反校園霸凌日的前夕，阿塔爾成立了以反校園霸凌為宗旨的「面對」（Faire Face）協會。
由此，「校園霸凌」一詞在政治和媒體領域成為一個真正的社會問題，且進入學生和其家庭的使用語言範圍內。然而，對於第一線工作人員－尤其是中學負責紀律的教育管理顧問（CPE）－來說，這個詞常被誤用，容易引起不安且讓補救工作變得複雜。
「某天，一位母親非常生氣地來到學校警衛室求見我們，」法國北部下加萊省一所國中的教育管理顧問巴爾（Cédric Bart）敘述：「她表示女兒遭到同學霸凌，要求讓兩個學生當面對質。」由於這一要求並不符合相關規定，學校教育管理顧問分別與兩位學生面談後，發現只是兩個少女之間的爭執。但那位母親同時也寫信給學區辦公室要求啟動調查，最終巴爾又花了4小時處理此事。
各中學教育管理顧問都同意，霸凌一詞已經成為「時尚」。「就像之前流行過學校恐懼症（phobie scolaire），」巴爾回憶：「但這不表示沒有真正的恐懼或真正的霸凌。」問題是，區分需要特別處理的霸凌問題和其他校園暴力問題需要時間，雪上加霜的是，近幾十年來，校內負責學生身心健康的護理人員、醫師、心理專家人數持續縮編。
「當我們談論霸凌、但事實並非如此時，我們將無法適當地回應。」法國中南部克萊蒙費朗（Clermont-Ferrand）市一所中學的教育管理顧問哈呂益（Olivier Raluy）提出警告。以他服務的學校為例，自今年年初以來所有以霸凌之名的通報事件中，一半以上都與此無關。
另外，2023年，當時的教育部長阿塔爾要求採取一種新的匿名「自我評估調查」，結果也導致霸凌通報數量增加。法國南部馬賽（Marseille）市一所中學的教育管理顧問阿布杜（Ramadan Aboudou）就表示：「2023年秋季發出問卷之後的一週內，我們學校學生家庭反映霸凌之情事從前一年的3起增至19起。」今年的調查問卷甫於11月7日發出，校內學生輔導相關人員已經預料到會出現和去年一樣的現象。
確定霸凌事實的過程漫長，而向學生家長說明他們通報的事件不屬於霸凌也十分為難。哈呂益感嘆：「如何偵測到霸凌成為巨大的壓力，要妥善處理更是困難，我們擔心會弄錯真實情況。」教育管理顧問們都坦承自己「陷入了交戰」，阿布杜就強調：「倘若我們將霸凌與普通爭吵混淆，後果可能非常嚴重，學生的信心破碎不說，還會感到被孤立、陷入更深的困境。」
不過，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教育科學研究員加蘭（Benoît Galand）指出，家長與小部分學生會使用「霸凌」一詞，是因為「家長們知道這個詞能引起注意，讓他們身處於痛苦之中的子女能獲得傾聽與認真對待」。法國東北部漢斯（Reims）市的國民教育心理專家吉雅（Catherine Giard）亦認為：「家長確實緊抓著這個詞...因為這是我們給他們的詞！如果我們給家長其他詞彙，他們就會使用其他詞彙，這就像一個可以與我們溝通的密碼一樣。」大家普遍都同意家長沒有惡意，哈呂益的結論是：「家長們出於擔心，試圖用言語表達出孩子們的痛苦。」加藍對此則提出：「既然我們告訴孩子們霸凌是不好的，就應該進一步教育老師和學生，霸凌涉及的是什麼。」